音乐家余隆

　　北京真的很大，而且每年都在变大。

　　最初来北京时，从机场到市区有很远的距离，但现在从北京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似乎都有这样长的距离。每次坐在汽车里，透过车窗，观望这座城市时我都感到，北京虽然大，但大而有当。欧里庇得斯说过：“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首要的条件。”而我要加上一条，在一座著名的大都市奋斗也同样幸福。

　　我眼中的北京，不仅是大都市，更是大熔炉和大舞台。有抱负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把千万种人生体验浇灌到这座城市的土壤中。而有胸怀的人，必定会在这座大都市中找到属于他们的舞台。即便身体在奔波，心灵却牢牢地守护着自己。

　　历史上，众多的古典音乐家，特别是指挥家都有一座和自己艺术生涯同呼吸共命运的城市：马勒的维也纳、卡拉扬的柏林、伯恩斯坦的纽约，虽然大师们并非生长在那里，但他们无一不成为那些城市文化艺术生活中的领军人物。哪怕那些大都市曾深深地伤害过他们的感情，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城市为其提供了成就辉煌事业的舞台，给予了他们无比耀眼的成就，而这些音乐巨人也用他们的智慧和才华，让这些城市的文化生活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与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虽出生在黄浦江畔，却在皇城根下实现了很多年轻时的梦想。正是北京这个广阔的平台，为我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遇。从1992年破天荒地发起北京新年音乐会，到1998年在质疑声中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再到2000年一手组建中国爱乐乐团，每当一个全新的文化艺术品牌诞生时，一种历史的豪迈感便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至今都认为，正是因为拥有这样魅力独特的人文土壤，自己才会把无数理想的种子根植于北京这座城市，并让它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萌发生长。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谈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而这种谈论常常肤浅地停留在文化的物质层面，比如有没有历史遗迹，有没有博物馆、大型剧院、音乐厅，有没有电影院线，有没有交响乐团。但人文精神很重要的一环，便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而最让我珍视的，就是北京这座城市中生活的人们，除了寻常的吃喝生计外，对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关心。

　　即便是像古典音乐这样与今日中国有着时空错位的艺术，北京人也依然由衷地关切。或许只有北京的市民会去欣赏一部他们从未谋面的歌剧。记得2010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时，我们一连推出了三部全新的歌剧，其中既有诞生于三百年前巴洛克时期的亨德尔歌剧《赛魅丽》，也有中国作曲家周龙创作的英文歌剧《白蛇传》以及叶小纲独具中国韵味的《咏·别》。令人吃惊的是，三部歌剧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即使它们一度挑战了观众的审美经验，但也让观众们莫名地激动与兴奋，而让音乐节的组织者们深受感动。这正是北京这座城市宽容品位的写照。

　　成功的城市必然是文化的城市。回望过去，我们关于北京的知识只是它浩瀚的文化史中的沧海一粟，但能够参与到这座城市今日的文化进程中，并与这样的城市做知音，是我无上的荣幸。而这也正是北京所给予我最有价值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