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由于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尖锐，伦常道德遭到严重破坏，隋唐至宋初儒、道、释并用已经不能维系人心，宋明理学就在“疑经改疑”的思潮中产生了。其核心问题探讨的是“道体”，一个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之上的“所以然”的本体。它包含了程朱的“道学”和陆王的“心学”，是宋明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宋明理学批判地吸收了佛教的思辩结构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将儒家的纲常道德给予哲学论证，使之神圣化、绝对化、普遍化，以便深入人心，做到人人遵而行之。宋明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长达六七百年的官方哲学，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性格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自然，对客家民性的生成、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

　　我们翻检那些理学家的年谱和传记就会发现，无论宋明理学的开拓者还是集大成者，都与客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宋明理学的开拓者周敦颐，曾在赣南纯客家地区先后两次为官，长达七年之久，其间著书立说，作《太极图说》、《通书》，推行阴阳五行之理，还开办学校、训诫育人。再如王守仁，明中叶时期被任命为南赣巡抚，以镇压赣粤闽客家地区的农民起义，期间他全面落实恢复社学，兴建书院，积极宣传他的“心学”，对这些地区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陆九渊、朱熹也都在纯客家地区邻近开办学校，著书立说，间接影响还是会有的。这些情况都表明，客家人接受宋明理学的基本思想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理学家的言传身教，使得理学在客家地区能够深入人心。

　　在思想观念上，客家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天理良心”。无论是明辨是非，还是表示清白，都喜欢用这个词。此外，客家人还喜欢“循理”，重在以“理”来统一思想。怎样做到“明理”，客家专有一个词“知书识理”，即以读书来“明理”。而这个“理”字又恰恰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再如客家人关于“鬼神”的观念，老一辈的客家人对鬼神非常崇拜，而宋明理学认为“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他们用自己的气化论来承认鬼神的存在，为客家人的“鬼神”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客家人把祭祀祖先神灵当作一种重要的仪式活动，也并非纯粹是“迷信”使然，除了尽“孝道”，也是为了增强宗族凝聚力，培养子孙外顺于尊长、内孝于血亲的需要，显示出虔诚的“宗族—伦理”至上的内在生命形态。这也和理学的影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