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某个周日下午，你在一个希腊家庭作客，从容不迫地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喝了一点酒后，虽然头有些晕，但很舒适，更何况肚子里的食物增加了你的重力呢！酒足饭饱，人们也不再高谈阔论，有人情懒地打开了电视机。远远地传来伤感的单簧管低音，你看见画面上一群人正拍着巴掌，神情肃穆地站在郁郁葱葱的山顶。

　　妇女身穿厚重的刺绣长袍，腰上系着宽大的铜质腰带；男人则身着白衬衣和紧身衣，鞋上扎着绒球。女主人可能立刻告诉你：“埃比罗特舞蹈。”紧接着，她问：“各位喝什么咖啡？” 每个周日下午，一家国有电视台会播放一台名为“我们希腊的民歌”的电视节目。由于从前周日下午跳舞的壮丽场景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美好回忆，这台节目就显得非常合适，但埃比罗特舞蹈者在电视上创造的意境要比真实情况逊色不少。20世纪90年代，这种本土意识开始与浓厚的乡俗情怀相融合，看起来就像是有关地方琐事的一问一答的游戏，例如，卡利姆诺斯人用大白菜叶子而不是用葡萄叶子来包饭；如果乡村沙拉里有土豆则说明厨师来自基克拉泽斯；卡赞卡基斯是克里特岛的作家，而深受移民和工人喜爱的流行歌星卡赞基迪斯则来自小亚西亚。

　　不过，早期的本土意识与民歌和沙拉几乎无关。当邻国意大利建国之初，阿泽利奥曾懊丧地评论道：“既然意大利已经建立，那么就有必要塑造意大利人了。那时的希腊果真如此不同吗？一位旅行作家帕特里克·莱弗摩曾经把希腊描述为“取之不尽的神奇的潘多拉盒子”。毫无疑问，在希腊这片相对较小的土地上，特殊的地形条件培育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品都斯山脉讲弗拉其语的牧羊人与希奥斯的造船者或是埃奥尼亚的犹太商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什么共同点。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同样受到地形的阻碍，但总体上来说，他们在社交方面都比较内向。在希腊语中，瑟罗斯一词所指的涵义非常广泛，包含外国人、陌生者以及客人等意思，而即使是从邻村嫁来的新娘也永远被看作是外人。 并不仅仅是地域使不同种族相互隔离，还有语言、文化、宗教和阶级等因素。不过，库特索弗拉其人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精通数种语言，与同族人用自己的罗曼语交流，与奶酪商人用希腊语讨价还价，在牧羊时偶遇村民时用半生不熟的阿尔巴尼亚语和斯拉夫语，遇到古板的奥斯曼官员时他们又能用土耳其语周旋。 奥斯曼人的宽容天性使得许多宗教和种族社区的形成变为可能，有讲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讲斯拉夫语的东正教徒、讲罗马尼奥特请和塞控迪克侵用犹太人。土耳其农夫。吉吉赛人、基克拉泽斯的弗兰科·莱弗廷的天主教徒、在勒翁特受美国传教士影响的基督教徒、信仰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牧羊人以及在17世纪末期成为伊斯兰教徒的讲塞法迪克语的牧羊人等等不同宗教和种族社区。在这样一个新成立的、多种族的、非神权统治的国家，希腊人民承担着重塑自己的重任。

　　不可否认，文化同质现象存在于当今的希腊社会，它既是这种新兴民族主义的目标和结果，又是前提条件。希腊当局注意到过去和西方的情况，因此一直致力于消除或至少是缩小各地在语言、方言和风俗上的差异。凡是对国家融合产生破坏影响的差异都受到逐步的压制，一个例子就是斯拉夫语言的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是这样一个传统倾向：国家和个人投资者都不愿意在各省投人资金，导致各地经济贫困，移民大量涌人雅典，或出国谋生，生活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经常有文化自卑感。

　　即使这样，政府从佩里克勒斯和克洛克特洛尼斯的形象中得到启发，从而推广的大一统观念．经常悄然地被底层为者百姓破坏。“人民”不再认为自己是不中用的群体，坚持认为他们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对各个种族的不同类型化看法是起源于不同地域和地势的。在一个迷恋“外表”的社会，对不同地方有固定的看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要想以希腊人的眼光去看待希腊的高山、平原和岛屿，那就必须跨越她的文化领域。